《天兒慧訪問全文》
【明報專訊】問：不少輿論稱，現在中日關係是中日建交40年來最差的。在日本，對華友好的人士似乎也遭攻擊。我們觀察到，一些日本網民便把天兒先生標籤為「反日」。就天兒先生觀察所得，跟中日友好的1980年代相比，日本社會近年對中國的態度有何轉變？原因是什麼？這轉變會如何左右中日關係？
答：我的立場主要有以下兩點。第一，我既非「反日親中」，亦非「反中親日」。我一直努力不偏向任何一方，以社會科學學者的身分盡可能客觀冷靜地把握事實，加以分析，提出建議，可說是「實事求是派」。因此我不時對日本當局提出逆耳的批評，亦不時對中國當局提出逆耳的批評。第二，我深信日中關係不論在歷史及地緣上或是利益層面上看，都是有如兄弟一般，建立緊密合作、互惠互利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；持續對立，甚至陷入戰爭狀態則絕對必須避免，若變成這樣的狀態將是雙方的不幸。
當然，由於我身為日本人，較了解日本的事情，至今對日本有較強烈的立場，所以曾對日本作出許多建議，例如在靖國參拜、歷史認識、歷史教科書記述等問題上，整體而言我一直以批判的態度面對迄今的日本政權。過去我的這類主張為相當多日本知識分子的共通看法，而「日中友好」、「積極協助中國走向現代化」等亦為大部分國民的共同意願。
我的立場始終如一，沒有改變，只是日中關係周邊的狀改變了，那就是中國的經濟與軍事抬頭，以及日本「泡沫經濟崩潰」後長期陷入低迷徬徨的狀。中國經濟崛起對日本而言可大大增加商機，對此日本是歡迎多於抗拒的。不過，在中國聲言要「和平崛起」而周邊地區對中國發動軍事攻擊的可能性極微之際，中國卻自1990年以來每年以兩位數字的幅度持續增加軍費，此外還強行進行核試（1994及1995年）、開發導彈及軍事衛星、建造航空母艦等具攻擊力及威嚇性的武器，演變成恍如對別國施加威脅感的局面。
與此同時，中國國內的大國主義式民族主義感情高漲。相對之下，日本被指「迷失20年」，為此日本對自身出現某種焦慮感、對中國的警戒以及對中國的威脅感亦開始抬頭，日本國內抗拒國際主義的內向民族主義開始膨脹。小泉純一郎首相參拜靖國、象徵日中合作的「東亞共同體」成立受挫（2005年）、日本對中國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（ODA）結束等事件，令兩國政府關係徐徐冷卻，日中作為合作伙伴國家的感情亦急速惡化。
日中關係陷入惡性循環，其中直接引發的最大問題就是尖閣諸島（釣魚島）問題。2010年9月的「中國漁船衝突事件」、2012年9月的「尖閣國有化」等各項事件發生後，中國國內隨即出現猛烈的反日攻擊，各地出現騷亂。那正是中國燃起反日民族主義，當局改為展現出對日的強硬姿態。無可否認，中國放棄了「韜光養晦」的方針，由「核心利益」的主張向「海洋強國」的目標推進，改向積極外交，日本的警戒感、威脅感升級，對華感情亦惡化，反華民族主義亦正增加。
日本國內就中日關係冷靜討論的氣氛大幅消退，在此情下，我的理性言論相信會被鷹派或是對華警戒論者視為「親中反日」吧。可是，長遠而言，我認為我的主張必定站得住腳。日本自從1980年代因經濟成長變得強大，加上有補償過去歷史的意願，政府開始了ODA援助，認真手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計劃、提供技術支援、廢棄處理化學武器等，在民間亦透過綠化沙漠行動、支援貧困農村的各種形式，支援中國的發展。我希望如今變得強大的中國，不要煽動「過去戰爭中糾結的問題」和「反日民族主義」，而將兩國外交正常化以來日本對中國的貢獻作出坦誠的評價，如此日本人的反華情緒相信會大大緩和。
問：天兒先生2010年就釣魚島主權問題提出「共同主權」構思，但隨日本政府2012年「購島」，你認為該構思還有可能嗎？釣魚島主權爭議還有什麼出路？
答：我2010年在《朝日新聞》中主張的「共同主權論」，其實是1990年代後半曾於日本地方報章中提出的論說，當時考慮到「尖閣問題」將來必定會成為日中的待決事項，我將之作為處理這問題的「理想形式」。日本國內對此譽參半，有政府人士作出批評，亦有鷹派將我誹謗成「賣國賊」。不過，關於尖閣主權的問題，「釣魚島原是中國的固有領土，於日清戰爭時期遭日本掠奪」這種主張冷靜地看是不合理的。以下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：
1.當時中國的天下國家論中並沒有海洋國境的觀念；
2.中國雖有考慮到沿海防衛問題，但據記載，明清時期由福州府管轄的沿海防衛涵蓋離岸約100公里範圍（海岸距尖閣諸島約310公里）；
3.琉球冊封使紀錄中記載，當時琉球人的領土為琉球本島至久米島，並細緻載明不包括尖閣，但那是他們的「鄉土觀」，並不是國境意味的領土，即使記載證實為事實，但仍無法用以證明尖閣是中國的領土；
4.中國若真的認為釣魚島是本國領土，那為何在發出「日本領有宣言」以來，截至1971年為止從來沒有提出有關主張？（不過在那期間，《人民日報》等傳媒則反複出現承認尖閣為日本領土的記述）
因此，我在以「日本領土論」為前提下，為了東亞海域成為和平的海域，日中建立共存共榮的牽絆，提出「共同主權論」。如今為了將想法更具體化，我提倡了「一個島嶼、各自表述」的方案。簡言之，就是同時承認「尖閣諸島為日本領土」及「釣魚島為中國領土」，實際管理、營運透過協商決定的方案。這個方案參考了「一個中國、各自表述」的「中台共識」而構想。當然有觀點認為主權是排他性的概念，不能接受共存、共有之類的想法，不過歷史中可見國家的生成、發展、消滅，而主權的涵蓋範圍亦是可變的。再者，海洋本來沒有邊界，漁民一直在海洋自由地捕魚，互相合作。
「一個島嶼、各自表述」的精神，在21世紀以來的歷史中可作為避免國家衝突的智慧，以緩和主權概念，接受雙方主張的同時就具體課題進行協議，處理事件，慎重對待和平關係。這種精神在現今的日本中被接受的空間亦微乎其微，那是因為「中國不可信，要是退讓一步，對方便會要求退讓兩步甚至三步」這種對中國的強烈不信任感正在蔓延。
首先，有必要努力緩和日中之間的不滿感情及不信任感。為此最重要的是希望兩國政府作出保證，讓日本與中國的有識之士，或者包括第三國的有識之士，就這些問題擁有坦誠自由討論的空間。特別是現時中國國內有難以自由發言的嚴峻狀。知識分子自由討論，將之公開發表，可加深真正的互相理解，減少因存有偏見的資訊產生的不信任感。
另一重要的事情是，記取及重新確認日中外交正常化之際，中國總理周恩來所說的「求大同，存小異」論。「尖閣問題」原是小異，如今這個問題雖變成了「大異」，但必須重新認識在這個問題上糾纏的愚蠢與危險性，尋求達成「日中共存共榮」的大同。當再次產生一起探索共存共榮之道的氣氛時，相信可以帶出我的提案或是其他的想法吧。雖然需要時間，但持續不斷的努力才是恢復關係、發展的王道。
問：今年是中日甲午戰爭120周年，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周年，中國以至西方都有輿論推測中日在不久將來必有一戰。你認為中日有可能爆發戰爭嗎？
答﹕我可以斷言，日本發動戰爭幾乎100%不可能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日本切身體會戰敗及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悲劇（當然亦包括作為加害者的悲劇），也充分了解和平的貴重，走過了自己的道路。這種感受到現在仍為許多日本人所共有。近幾年，中國國內有聲音說「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、日本已變成軍國主義國家了」，但那是很大的誤解。當然，現今日本由於對中國不信任及感到受威脅，正在推動強化國防能力，這事無可否認，不過儘管那是具有攻擊性的力量，但日本並沒有侵略的意圖。
對於爆發戰爭的可能性，我所擔心的是：一、因釣魚島近海及上空意外發生「衡突事件」，引發戰鬥行為；二、中國國內因反日民族主義等理由展開「奪回釣魚島行動」。這些情絕對要避免。就第一點而言，兩國的相關部門需要設立危機管理對話機制。至於第二點，雖然在某程度上我能夠理解中國對於安倍政權言行的不滿，但安倍亦絕對希望避免與中國開戰，並就此認真考慮。日本國民普遍的反戰情感更是強烈，希望中國國民能理解。
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輿論正熱烈討論「戰爭的可能性」，這事情本身在日本人眼中無法理解，甚至覺得恐怖。一旦發生戰爭，日中之間將留下無法彌補的禍根。戰爭絕對必須避免。
問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底參拜靖國神社，激起中國強烈反彈，認為日本美化侵略歷史，甚至認為是軍國主義復辟等。歷史問題經常籠罩中日關係，你認為中日雙方應如何走出這困局？
答：對於「過去的戰爭」的認識，安倍等人的歷史觀確實與我的歷史觀有差異。日本接受《波茨坦宣言》、誓言恆久和平、實踐和平憲法，以作為戰後日本和平與發展的出發點，這是大部分日本人的共識。因此，「日本正破壞戰後秩序」的看法亦完全是大大的誤解。我敢斷言，即使是安倍，亦完全沒有絲毫「破壞戰後秩序」的想法。安倍言論的真正意思，是「無法認同戰時日本被視為如同納粹般100%邪惡」，並非全面肯定日本的戰爭。
至於參拜靖國問題，日本人的心情有複雜之處。靖國神社本是明治維新時期起用來供奉為日本捐軀的戰歿者之所，最初並無政治意味，許多日本人至今仍認為參拜靖國的主要意義是追悼戰亡者。但1978年靖國神社秘密將在東京審判中裁定為甲級戰犯的人員亦引入，共同供奉，至此參拜靖國便添加了另一重意義。追悼亡者的國民感情不容否定，而參拜靖國者亦並非全是為了崇拜甲級戰犯，在此外界無法理解日本人的某些心情。
雖然靖國問題有相當棘手之處，但必須繼續為解決問題努力。1978年以來，昭和天皇（裕仁）不再參拜靖國，平成天皇（明仁）亦繼承了其精神，這本身在日本而言有異常之處。我認為解決「參拜靖國問題」的最恰當辦法是「分祀」。當然靖國神社可能以「宗教自由」、「合祭的亡魂無法分開」等理由反對，要說服神社並不容易。可是這個問題如今不為亞洲人民接受，甚至被世界視為問題，除了應重新明確地表達國家對於戰爭責任的態度外，日本國民也許亦應該研究解決問題之道。
[明報 2014-2-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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